中国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的肇始可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里，中国文学自觉不自觉地反复打上了俄苏文学的烙印，“走俄国人的道路”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范式亦在中国文学的领域内起着同样不可忽视的作用。关于这种文化现象，许多资深学者以各自不同的姿态进行了诠释与评说，一批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也因之得以产生。汪剑钊先生的《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年）便为这个研究序列中堪称优秀的一种。
《中俄文字之交》是按照时间的流程来描述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亲和关系的。首先，以整体框架而言，该书以高屋建瓴式的书写对“五四”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相当完整的勾勒。从俄苏文学的传入到中国作家的接受，到中国文学在俄苏文学影响下的动态发展，到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境况，作者一一进行了梳理，资料翔实却毫无芜杂之象。尤其是九十年代文学这一块，世人因为欧美之风的吹拂而渐渐将俄罗斯文学束之在遗忘的高阁，而作者却依然从王家新身上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从黑大春身上看到了勃洛克、叶赛宁和巴尔蒙特，从宋逖身上看到了曼杰什坦姆。虽然作者着墨不多，吉光片羽，但因其填补空白而显得弥足珍贵。其次，在对整个中俄文学之交进行耙梳的过程中，作者没有忘记为这根主线串上一些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珠子”，自然，中国文学在这些活动中担当的是一个被动的受影响的角色，它的边缘化地位决定了它的“身份”。这里有一些生动的实例，如“拉普”与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新写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论述过程中，书中援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以“新写实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为例，就饶有趣味。“新写实主义”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后传入日本，经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改造并加入自己的一些理解，然后再由太阳社的林伯修等人加以译介传入中国，才在中国掀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热潮。这种曲折的途径对许多人而言是陌生的，因而，这种史料的出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知识的财富，同时也为这部原本晓畅的理论著作更添了一些可读的色彩。其三，在各种思潮的比照之下，作者铺设了一些极为生动的个案。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路翎，都是书中极为优秀的例证。周立波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中文译者，其本身的创作难免濡染肖洛霍夫的气息。他的《暴风骤雨》在构思上与《被开垦的处女地》惊人地相似：两小说都写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均注重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暴风骤雨》1951年在苏联的获奖，“一方面固然与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它跟苏联文学的渊源有关”。作者在论述两小说结构上的差异时强调，《被开垦的处女地》最后留下一个悲剧性结尾，体现了农民思想改造的艰难性，也表现了肖氏在贯彻现实主义原则上的彻底性。而《暴风骤雨》的大团圆结局，明显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它与周氏本身潜意识里对美是和谐的理解有关。这两部小说各自体现了中俄两国在文学传统和读者审美接受上的差异。这样详尽的评析显然得力于作者本身对两国文化的精通与熟稔。正是由于民族文化与审美心理的差异造成了终极追求的不同，从而导致了文学上民族风格的迥异，作者有理有据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肖氏与周氏的比较是以具体的作品为纽带的，在评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路翎时，作者则从剖析两者的创作思想入手。从某种意义上说，陀氏与路翎都是极端敏感的精神病患者，疾病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之一。在论述路翎时，作者写道：“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就气质而论，路翎是较为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位，如同后者一样，路翎也是一位燃烧着自己从事写作的作家，他们同属于以情感来催发思考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创作中都注重发挥作家的主观精神，注意作家主体精神的突入。而他们的作品实质上也给人一种灵魂撕裂的扭曲和疼痛之感，使人在“移情”的体验中接受强烈“震惊”。作者思虑的结晶铺撒在文字中，如同主线上贯串的珍珠，在掩抑中放射出淡淡的光芒。
按辩证法的观点，每一样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在这个单向输入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接受的除却俄苏文学优良的传统之外，同时接受了俄苏文学这个强大的精神之父。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一直笼罩在这个精神父亲的阴影之下，与之纠缠不清，想要逃离却又无法摆脱。这种焦虑感持久地困扰着中国文坛。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状况，并为中国文学走出焦虑的苑圃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呐喊。这是一种询唤民族性体现民族责任感的举动。作者在书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关注的心态。在合理分析了90年代中国部分作家的创作态势后，他高兴地指出：“90年以后中国作家和诗人在面对外来影响时虽然仍存在着某种‘焦虑’，但在缓解‘焦虑’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开放、理性、强壮的。这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新世纪的曙光。”我想，这种“曙光”不仅是作者的期待，而且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希望所在。
